新浪上有一个调查,大意说北京奥运成功了,金牌第一也拿到了,举国体制是否还要继续。我看调查的结果,正反各百分之五十。且不论数字的真假——老子也干了半辈子互联网了矣,真切地知道要所谓网络调查有可信性,比要性工作者保持贞操还来的难——能有这样一个调查出现,而居然可以让调查的正反对比显示为势均力敌,而更匪夷所思者,这个调查与调查结果出现的当口,恰在举国体制大获全胜,如日中天的目今现在,已适足说明对举国机制的反思,既不是新兴思潮,更远非是潜流与个别现象。
而我更要指出,如同大多对老共恶政的厌弃和反对,其中坚的意见持有者,除了智识阶层,反主要在统治集团的内部。而我猜就这个网络调查而言,支持举国体制者,多半倒是平头百姓吧?即在体育举国机制下,真正的利益受损者们。
越是在现实中处于被损害的软弱地位,越需要一个可以“代表”自己去强大的“想象中的共同体”。多为社会游民的愤青,那样激烈地崇拜“国家”和“民族”,正是相同的原理。举国机制的受损者反而支持举国机制,多少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吧。
体育当局力挺举国机制,大肆鼓吹其好处,拔高政治意义,这样的文章附近几天也看到好多,包括新华社发。他们这样做,正好比脑袋光亮的阿Q护他癞棘头的儿子,再正常不过。只是反对者的文章,却少有提到他们这样做的动机,是在维护一个相对隐蔽——比诸执政利益集团,官僚利益集团,石油、电力利益集团之类——的利益集团,及我称所谓专业体育利益集团的权益。
这样的一个利益集团,包含哪些人,总量多大,其利益的构成与分配都是怎么一回事,恐怕需要很专业的分析,非不佞所能为也。只凭俄的一点浮泛的印象,笼统的看去,就至少有体育官僚当局与专业人士两种不同的构成吧。
我想中国足球所谓的“职业化”改革,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,可用以分析之。中国足球的职业化,其基本可交换资源当然是足球的魅力和眼球,然则开发和运转这些资源的企业,以及中国足球的实际竞技表现本身,却从未或很少从中获益,中国足协和专业运动员,却一步登天,变成中国体育官僚机构中最肥的衙门,和一度的超高收入阶层。
资源垄断与因之而来的暴利掌握在谁人手里,都不会轻易让渡,做出改变,否则何以会有革命流血,鱼死网破。中国足球面临如此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而依然故我,反更每下愈况,就是这个道理了。体育当局拼命维护举国机制,道理也是相同的,因他们的利益皆在此一机制之下耳。
因其背后有这样明确的垄断性利益和受益者集团,所以我倾向于认为中国体育,跟中国的众多问题一样,前途迷茫,近乎绝望。
我的本意是想贴何清涟的一篇文章,想不到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,惭愧惭愧。以下是正题:
中国政府为北京奥运做出巨大投资
北京奥运盛宴结束,中国终于用金山银海堆出了"金牌第一大国",这很让中国政府受到鼓舞,于是官方人士放话,今后还要坚持体育的"举国体制"。因此,我想讨论一下举国体制的两大弊端:资源严重错置与社会不公。
资源错置:教育、公共福利与奥运金牌孰轻孰重?
先列举一组数据说明中国财政收入的支出流向。即使按中国政府对外公布且大大缩水的430亿美元(另一个北京奥组委顾问黄为透露的数据是5200亿人民币,计700多亿美元),这一投入也远远超出事关中国"百年大计"的教育支出,更是超过全国卫生支出――2007年,中国教育支出为157亿美元,卫生医疗支出为97亿美元。而教育与医疗费用过高,早就被中国人谑称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中的两座(另一座为购买住房支出)。
这两座山有多重?以教育为例,2006年青海省人大代表程苏在"两会"上提交的调查表明,西部贫困农民家庭供养一个孩子上大学,要透支35年的家庭收入。另一项调查中,接受调查的110户陕西合阳农户中,11人因高额学费而累死、自杀或病逝,所有家庭都负债累累,从数万元至十几万元不等。此类情况不独发生在青海与陕西,是全中国中下阶层的共同恶梦。
政府的卫生公共投入减少,使中国医疗体制的公益性严重缺失。欧洲国家在医疗方面的公共投入,约占整个国家医疗卫生投入的75%左右;东欧等转型国家约占70%左右;印度近年来在53%-57%之间。中国的卫生公共投入远远低于上述国家,近年来徘徊于45%左右(政府投入只占18%左右,其余为社会投入),公众个人投入占国家卫生总投入55%左右,负担很重。因此有病不敢就医者,在城市约有五六成;在农村则有七成以上。而因病返贫的家庭,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有不少。
到底是支撑面子的奥运金牌工程重要?还是教育与公共卫生这些有关民生的公共投入重要?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会有不同的选择,中国政府放弃了民生,选择了面子工程,这种资源严重错置,只会发生于缺乏纳税人博奕机制的政治制度之下。
社会不公:举国体制养育了体育利益集团
中国人对体育举国体制的反思始于2004年雅典奥运会举办前夕。当时中国网络上流传一篇文章"警惕奥运金牌的陷阱",作者在文中展示了惊人的数字:雅典奥运会"备战"4年,中国花费了200亿元。如果中国队在雅典获得30枚金牌(事实上得了32枚),那么每枚金牌的成本就差不多是7亿元,"可谓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"。在雅典奥运会中国鸣金收兵之后,另一篇"一枚奥运金牌7亿元?体育举国体制的冷思考"问世,引发了国内对体育举国体制的热烈讨论,参与者认为,教育与民生比金牌体育重要,国家的财政开支应该用在刀刃上。
《南方周末》当时发表了一篇对北京2008年奥组委执委和亚奥理事会体育委员会主席魏纪中的采访,魏认为雅典奥运组办之所以获得成功,"最根本的一条是,希腊政府把体育场馆建设放在了后边,而把老百姓放在了第一位。"
2004年的讨论还触及举国体制的另一个问题,即重奖举国体制培养的金牌运动员究竟合不合适。我今天想讨论如何解决举国体制产生的这种社会不公。按照"谁投资谁受益"的原则,既然是全国税收支撑的举国体制培养出这些金牌运动员,金牌投资者"全国人民"应当分享金牌带来的经济效益。但"全国人民"此时却成了一个名义上分享金牌荣誉的集体名词,而非实体,甚至没有代理人。倒是"全国人民"投资养活的体育界,不仅享受公务员待遇,还围绕着金牌运动员形成了一个个利益集团,包括运动员、国家体委、运动员所在的队及"培养"其出道的家乡体委在内,均可分享"奥运金牌工厂"产出的一切利润,而真正的投资者"全国人民"在利润分成时却处于缺位状态。
我认为,"全国人民"至少应当参与利润分成,用来建立一个基金会,为体育的举国体制转型预作准备。无论如何,这种资源错置、漠视民生的制度安排不应当再延续下去。
何清涟女士终究是中国的女同志,不喜欢也不了解体育,认识不到体育也是一种公共服务,对体育利益集团的分析,就更是肤浅了。然则能提出“体育利益集团”这个概念,已使人眼前一亮,虽然伊最喜欢使用“利益集团”这个词,说白了就是换换定语,没什么神奇。
2008/9/7 13:55:5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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